Site Overlay

浅谈《三国演义》中蜀汉二主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

在《三国演义》中,蜀汉二主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历来被读者称道,这也正是作者标榜的主题之一。但我们在肯定的同时,也看到其中的微妙之处,不能简单地用“鱼水关系”来概括。
关键词小说《三国演义》蜀汉二主诸葛亮君臣关系“微妙”

“蜀主窥吴向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外,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①杜甫的这首《咏怀古迹》吟咏的是三国时期蜀汉的先主庙兼及武侯祠,可见在仕途上坎坷一生的杜甫对于刘备、诸葛亮这一对风云际会的君臣有着由衷的仰慕。

到过今天四川成都的人都知道,蜀汉的昭烈庙和武侯祠是紧紧挨着的。两座古迹的主人,一位是胸怀大志、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一位是腹有良谋、忠贞不渝的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君臣二人生前亲密无间、心照不宣,死后也朝夕相处、一起享祭。这“一体君臣祭祀同”的佳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知激荡了多少人的心,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学士,下至布衣百姓,或以之为宣传教化、普及人伦的榜样,或“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家心中之块垒”,或寄之对于明君贤相的渴慕与期盼。千百年来,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鱼水”深情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它的出神入化,因为它的可歌可泣而广为流传。
那为何称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为“鱼水之情”呢?小说《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载,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过于谦恭,“以师礼待之”,于是大发牢骚“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刘备反驳道“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②“鱼水关系”一称由此而来。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合作。在那群雄逐鹿的纷乱年代,君臣二人历经千辛万苦“联手共创蜀汉基业”,“自初出时的‘情好日密’到魂系白帝时的‘君可自取’,都是二人关系亲密友好的象征”③。《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诸葛亮正是因为都具备了明君和贤相的某些特点,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于是被公认为“理想中的封建君臣关系”④,而“追慕圣君贤相风云际会、鱼水相谐”⑤正是《三国演义》所表现的主题。
刘备、诸葛亮之间的情谊是经时间考验了的,也是在共同奋斗中逐渐加深的。
先主与诸葛亮的故事起始于“隆中决策”。经水镜先生和徐庶介绍,刘备早已对这位“躬耕南阳”(第九十一回)⑥“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第三十七回)⑦的“卧龙”先生倾慕有加。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后更知其名不虚传,从刘备“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第三十八回)⑧一席话中可知这位奔波半生却未有尺寸容身之地的乱世英雄由衷的喜悦与冲动。而此时的诸葛亮也正需一位胸怀远大又能礼贤下士的济世之主,去投靠他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名扬青史的夙愿。各取所需自然能一拍即合。诸葛亮出山后,很快就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初露锋芒,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也巩固了自己在刘备心中的地位。
赤壁之战中主仆两人的关系经受住了重重考验,不断加深。刘备携民渡江、败走汉津口,当时是腹背受敌,形势危急。诸葛亮只身前往江东,谋求孙刘两家的联盟来共敌曹操。从舌战群儒到巧借东风,诸葛亮大展经纶,将卓越的才能发挥至极致。而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由鲁肃引荐到达江东,到第四十九回赤壁鏖战前夕诸葛亮巧妙脱身回到刘备身边,在这漫长的七回的时间里刘备在干什么呢?他在江夏焦急地等待诸葛亮的回音,并整顿军马备战。两人各处异地,虽有约在先,但非常时刻难保人心生变。刘备此时是势单力薄,诸葛亮在东吴是脱离刘备、投奔孙权的好机会,东吴方面也力图将诸葛亮笼络过来为自己效力。何况他哥哥诸葛瑾在江东,兄弟情深,背信弃义不是没有可能。而在此期间,一败涂地的刘备将个人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位年轻的军师身上。在这失落到极点的情况下,他不是没有可能投降曹操,保全自身,而留诸葛亮一人深陷江东虎口。然而,时间证明谁也没有背叛对方,而是依照开始设计好的联吴抗曹的策略而努力。赤壁之战是刘备事业的转折,也增进了两人间的默契。我觉得之前的“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第三十八回)⑨不是真正的默契,这时的他们才是心灵相通、无限信赖又无比真诚的。
在取荆州、争二川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他们通过精诚合作扩展了实力,开创了基业。命途多舛的刘备获得了节节胜利,得舒平生之志,而诸葛亮也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平生之所学,双方都志得意满,相互之间的亲密友好不在话下。
但同时刘备对诸葛亮也渐渐有所疏远。随着刘备势力的扩大,刘备集团成分也变得复杂起来。“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⑩。
由于对东州和益州土著集团的重用,相应的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相对受冷落。而随着在取西川过程中诸葛亮的功勋越来越卓著、威望越来越高,刘备开始体会到诸葛亮的潜在威胁,正好趁此机会借东州、益州集团的力量打压一下诸葛亮也是很有可能的。
比如法正,“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曾是引刘备入蜀的‘主谋’之一。刘备对其‘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吴书),任用其为蜀郡太守,使之‘外统都畿,内为谋主’”{11}。既为“谋主”,其地位堪比诸葛亮。但法正此人“在蜀中骄横跋扈,‘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引起人们的反感。然而以法制严明著称的诸葛亮,却对法正采取了罕见的姑息态度”{12}。诸葛亮的这一反常之举一方面出于笼络东州集团、保持政局稳定的需,另一方面也令读者隐约体会到诸葛亮当时的微妙心情,刘备重用法正,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我分析出这一点依据了一些《三国志》的内容,但单仅从《三国演义》看,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嫌隙也是很有些端倪的。比如,刘备进发西川时带的是庞统,他为什么不带诸葛亮?将这样的大才留在后方戒备东吴、督运粮草而不到前方去出谋划策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从诸葛亮日后奉行的政策看,对益州豪强的打压从来没停止过,这可能与东州、益州两大集团与荆州集团间的争权夺利有很大关系,诸葛亮打击益州豪强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治安、维持刘备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睦,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不乏个人恩怨在里面。再者,从后来刘备不听诸葛亮劝阻执意伐吴看,刘备有时是不那么愿意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哪怕是一些合理的建议、该听的话,若非对他有意见,怎么会连听一听都不愿做到呢?
刘备称制后,与诸葛亮的关系一度进入低潮,主体现在刘备伐吴一事上。蜀汉建国后,刘备、诸葛亮都升级了,刘备是“正位续大统”(第八十回),诸葛亮则是位极人臣,但同时君臣间的矛盾也更加凸显出来。关羽大意失荆州使蜀国形势急剧恶化,刘备不但未认识到这一点,及时补救,反而意气用事,为报关羽之仇愤而伐吴,张飞之死则更是坚定了他伐吴的决心。诸葛亮知道伐吴意味着隆中决策的破产,兴复汉室的大业将会障碍重重甚至前功尽弃。但是诸葛亮再怎么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不能使刘备放弃伐吴的念头,刘备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改长期以来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作风,这时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感情哪里还是“鱼水”情。深知伐吴失策却无能为力,我想诸葛亮此时心中一定是很失落的。

李强认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间的关系是否天衣无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备是否能够认真采纳贯彻‘隆中决策’。‘隆中决策’当时刘备满口称‘善’,但实际上却没有很好领会,尤其是对外政策上没有很好地东联孙吴以抗曹操。赤壁联吴败曹,仅仅是刘备的权宜之计,始终坚持的还是寸土必争,以致蜀吴联盟濒于破裂。”{13}
白帝托孤是君臣关系的恢复期。刘备铩羽而归的事实表明诸葛亮的决策是对的,先主自觉无脸回成都见诸葛亮,于是暂居白帝城,在无尽的懊恼中忧郁成疾,病入膏肓,于是白帝托孤,创造了两人之间最广为称颂的千古佳话。因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如此推心置腹地嘱咐大臣,也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够像刘备那样把幼主放心地交给辅政的大臣,甚至允许其取而代之、自为君主。封建君王无一例外地忌讳权臣谋逆,而此时的刘备却似乎是个例外。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自语,第八十五回),临终吐真言,而且往往能大彻大悟。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本来就是亲密无间的,这是在风雨际会中反复考验、不断加深的,只是因为非常之事有了些小摩擦,风雨过后自然能重归于好。
白帝托孤一方面使刘备、诸葛亮的君臣关系进一步上升到古今之楷模的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刘备经历了大败之后依然没有消解对诸葛亮的猜忌,他到死始终放心不下诸葛亮。“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第八十五回){14}着实把诸葛亮吓了一跳,《三国演义》的原话是“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第八十五回){15}诸葛亮何至于这么慌?仅仅是因为像先主所言的那样取君代之是大逆不道之举吗?我想当时诸葛亮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一定是听出了这惊人之语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试探。他非常明白,是他流露出半点野心、在君臣的根本问题上有半点动摇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刘备很有可能凭借最后的一点力量立刻把诸葛亮处理了,免得日后成为蜀国的大患,那可是彻底的身败名裂。好在诸葛亮全然不是刘备所担心的那种人,他是那样忠于刘备、忠于蜀国,一心只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一心只为“庶竭驽钝,攘除奸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第九十一回){16},早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
先主对诸葛亮之疑,我在这里不能作太多太深的阐释,因为不能脱离《三国演义》以其他文献作为佐证。或许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并未能“超出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普遍规律,同样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一种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17}。但不管这关系多么微妙,诸葛亮每每都以其伟大的人格经受住了刘备的试探,刘备心中最终是信任战胜了猜忌,刘备终将孱弱的幼主和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托付给了他,也成就了这位集忠义与智慧于一身的“天下第一名相”。
而明察秋毫的诸葛亮不会不感知到刘备对他的防范,但他从未计较先帝对他薄情的一面,他对于刘备器重东州和益州集团而轻荆州集团的举动应该说是非常谅解的,他在刘备死后能不计前嫌继续重用这两大集团中的人才。比如尚书令李严,是东州集团人士,因在诸葛亮北伐期间督办粮草不力,怕丞相怪罪,谎称东吴将兴兵寇川,犯下大罪,诸葛亮不仅看在托孤重臣的份上只将李严贬为庶人,而且将其子李丰封为长史,加以重用。(第一百零一回)
在他心中先帝的“知遇之恩”是他穷尽一生也报答不完的恩典,他后来的事迹也表明他做到了他在先帝临终前承诺的“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不愧为古今忠志之士的表率。
总的来说,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与“鱼水”深情这一譬喻是相称的,否则不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被写入各种文学作品,集大成于《三国演义》,这般大加歌颂,而又流传了千年。
同时,我认为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是导致诸葛亮悲剧结局的重原因。一方面,先主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那百世一遇的心灵默契深深打动了诸葛亮,成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第九十七回){18}的精神源泉,在此精神力量的驱动下诸葛亮在先主生前生后都能死心塌地尽效犬马之劳,为了完成先主兴复汉室的遗愿,他南征北战、不辞劳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终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另一方面,先主与诸葛亮之间存在的那点或多或少的嫌隙,使先主在伐吴的问题上不顾诸葛亮再三劝阻而一意孤行,彝陵之败使蜀国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可能,诸葛亮再怎么努力注定是徒劳,他的“星落秋风五丈原”(第三十八回){20}是先主不听诸葛亮的逆耳忠言而导致的必然结局。

共2页上一页12下一页